戰不戰？這是80年前那個秋冬之交，蔣介石要做出的抉擇。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傢公祭日。
當天，黨和國傢領導人將出席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台中電梯維修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國傢公祭儀式。
在紀念館的展廳墻上，有三句話——
第一句是南京大屠殺時救助過中國難民的約翰·拉貝所說，“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
第二句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所說，“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
第三句是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所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南京大屠殺過去瞭整整80年。日寇的殘忍、殺戮、慘無人道，無論日本右翼分子如何否認，都永遠被釘在瞭歷史的恥辱柱上。張建軍希望，人們記住的，不再僅僅是30萬死難者這個數字，而更應該是那段民族恥辱的歷史。“紀念館的研究團隊、其他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做瞭大量的工作，形成瞭一批非常寶貴的歷史史料和研究著作。”這其中包括：南京保衛戰是一場什麼樣的戰鬥？軍事上是否戰至悲壯？政治上是否戰至最後？國之元首蔣介石為何表現出大量的矛盾性？一邊誓言保衛南京，一邊保留中日密談渠道，所為何來？一度坐鎮南京又最終棄城而去，何以如此變動？先是口諭撤退後又電令堅守，何以如此反復？一個“戰時領袖”的決心和怯懦，僅僅是個人的性格使然，還是包含著更深刻的歷史必然？
一場民族浩劫留給今日中國的，不僅是悲慟的情殤，不僅是血色的塊壘，不僅是歷史的鬱結，隻有這些是不夠的，更應是國運的思考，道路的選擇，民族的奮進。
以此，為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80年祭。
從北京坐高鐵到南京，進城之前，先過長江，江面寬廣，江水奔騰，如母親的手臂般環繞古城，確有“天塹長江第幾州”之感。可如果從上海前往南京呢？再加上從三面進攻的大軍呢？形勢立即陡變，長江阻斷退路，南京便成絕地，真正是背水一戰。戰不戰？這是80年前那個秋冬之交，蔣介石要做出的抉擇。
守不守
“嗚——呼嗚——呼嗚——”91歲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葛道榮，惟妙惟肖地向我們模仿起防空警報聲。這個聲音在他11歲那年響起，此後永遠地留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那是1937年8月，淞滬戰役的序幕剛剛拉開，日軍的20餘架飛機就沖到瞭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空。第一枚炸彈在8月15日落下。光華門機場、中華路、雨花路、健康路、三山街……日機在南京鬧市區上空來回低空掃射、投擲炸彈。許多南京人甚至來不及做出躲藏的反應，隻是驚愕地望向天空，就失去瞭生命。一日之間，古都淪為火海。此後，防空警報時時響徹在南京上空。
1937年7月17日，“ 七 七 事 變 ”後，蔣 介 石（1887年—1975年）在廬山發表講話，號召全國軍民抗日。
在日軍的炸彈下，蔣介石也不得不東躲西藏。他每天輪換著在清涼山、中山陵四方城、中華門城堡等處辦公、休息，不得安生。相比之下，民眾的適應力是驚人的，墻圮壁頹中，南京人迅速恢復瞭生活的節奏。當時有外國記者寫瞭一篇報道《南京在空襲下》：“南京的居民，現在是那麼的習慣於日本飛機的空襲瞭……一聽警號響起，都那樣談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計被擊落的日機的數目……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機要達到他們的‘炸毀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談何容易……南京雖然時時有炸彈襲來，然而南京的居民，卻鎮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樣。”
這種鎮定，隨著持續3個月之久的淞滬會戰失敗而消逝。“11月11日，上海市長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這意味著南京保衛戰被提上日程。但當時在國民黨高層中，南京是棄是守，意見不一，蔣介石也拿不定主意。”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蔣介石研究者楊天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蔣介石在他位於南京中山陵的官邸連續召開瞭三次高級幕僚軍事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不僅決定瞭南京的前路，還改變瞭一個人的命運。
第一次高級幕僚會議是11月13日至14日，出席會議的隻有軍政部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常委白崇禧、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等。劉斐在會上力主“象征性的防守”“守是守不住的”，應該“適當抵抗之後就主動地撤退”。他的意見得到瞭白崇禧的支持，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隨即附和。眼見傾向棄城的意見一邊倒，蔣介石隻得表示：“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系，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慮。”
第二次會議是11月15日至16日，除瞭前次參加者外，又增加瞭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軍委會執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菜梯價格備司令谷正倫等人。在這次會議上，主流意見還是棄城。李宗仁視南京為戰術上的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不主張死守南京”“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倒是唐生智態度堅決地表達瞭反對：“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蔣介石總算聽到瞭守城的意見，但仍猶豫不決，難下定論，隻是說：“孟瀟（即唐生智）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吧！”
第三次會議在11月18日晚上召開。這一次蔣介石不再聽取眾人的意見，開門見山地說：“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國府所在地，經過十年締造，為國際觀瞻之所系，又為國父陵寢所在，斷不能不戰而退，拱手讓敵，這樣對國內外都說不過去，應當死守。”眾人聞言，趕緊附和，守城決策一錘定音。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解釋道：“蔣介石要通過守衛南京向國際社會、中國民眾表明政府絕不屈服和投降的態度。如果他主動放棄，會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對民眾的抗日決心也是沉重打擊。其實單純從軍事層面上考慮，保衛南京是一場必敗的戰役，但從政治上考慮，這是一場必敗也必須要打的戰役。”
蔣介石隨即問道：“誰負責固守南京為好？”回應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蔣介石不得不激將道：“如果沒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之下，唐生智站出來表示：“委員長，若沒有別人餐廳菜梯負責，我願意勉為其難，我一定堅決死守，與南京城共存亡！”
原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1890年—1970年）。據其自述，1937年11月，蔣介石在“明知其不可為”的情況下，把守衛南京的任務交給瞭他。
唐生智“自告奮勇”地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場打不贏的仗，把自己的性命、聲譽放在瞭歷史的車輪之下，其志凜然。但在他所寫的文章《衛戍南京之經過》中，這份凜然的背後，另有隱情——“蔣介石這樣來將我的軍，我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第二次會議結束後的次日，蔣介石約他“出去看一看”。兩人一路走一路談，到瞭由國民黨精銳部隊教導總隊駐守的陣地，蔣介石感慨道：“這個地勢，應該有辦法。”唐生智則回應道：“現在從上海撤下的部隊傷亡很大，新兵多，沒有幾個老兵，任務是艱巨的。”下午，蔣介石又去找唐生智。這次他不再兜圈子，明確地說：“關於守南京的問題，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隻得答允：“你怎麼能夠留下呢？與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唐生智的自述得到瞭參加南京保衛戰的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的印證，“後來由（蔣）校長親自到唐生智傢裡勸說，唐生智才勉強答應擔任守衛南京總指揮的任務”。在最後表態的會議上，一些參會人員看到唐生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座椅上”“一會兒跳下來，馬上又蹲上去”，顯得“不太正常”。若唐生智的自述屬實，蔣介石這是把可以預見的南京保衛戰失敗的責任，轉到瞭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心知肚明，故而坐立不安。
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張貼佈告，宣佈戒嚴。南京進入戰時狀態。
逃不逃
在唐生智走馬上任的同一天，國民政府正式發表移駐重慶宣言：“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遷都的準備其實早已開始。當年10月29日，淞滬戰役接連失利之際，蔣介石就已召集政府工作人員召開瞭一次遷都動員會。在其《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中，首次提議遷都重慶。此後，他頻繁在日記中提及遷都相關事宜：“與林（森）主席商遷都問題”“決心遷都於重慶”“本日處理遷都部屬”……
在蔣介石的一條條“部屬”下，整個南京變成瞭搬傢的世界。按照計劃，撤退的順序是先黨政軍機關，後工廠、學校、商店等。往日繁華的大行宮、花牌樓、太平路一帶變得十分冷落，軍政人員的傢屬逐漸疏散，國民黨要人在陵園新村的公館基本騰空，北京路、山西路一帶政府要人的住宅也大多人去樓空，人員、物資拼命向下關碼頭和江南車站集中。曾經燈紅酒綠的夫子廟唯剩一泓清水，秦淮河上的歌聲不再唱，明遠樓上的鐘聲不再響。
對於“部屬”之外的普通民眾來說，唯一的生機系在逃離南京的船票上。據王衛星介紹，當時一張船票比原價高出四五倍，輾轉過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數倍，“有錢人可以買到船票離開，下層民眾哪有錢，而且他們平日就靠種田、挑擔子、賣苦力過日子，沒什麼關系網，讓他們走，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當時留在南京沒有撤離的，大部分都是下層民眾，他們逃無可逃。”無錢無力逃離危城的民眾，隻能像無頭蒼蠅一般亂竄，“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鄉下搬，鄉下的百姓往城裡搬。搬來移去，好像他們離開原來地方就可以得到無上安全保障似的”。1937年《時事半月刊》刊登《我們鋼鐵般的國都》一文，描述瞭這樣一幅亂世景象。
蔣介石倒沒有搶著搬走，而是忙於調兵遣將，佈防南京。南京地區的主要作戰部隊起初僅有3個軍，總體戰鬥力薄弱。淞滬會戰後，撤退下來的殘部陸續回到南京，成為守衛南京的補充力量。蔣介石又電令雲南部隊趕來參加保衛戰，但是路途遙遠，這支部隊還在路上，南京就淪陷瞭。
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盧彥名對《環球人物》記者分析道：“守衛南京的部隊從派系上來講是中央軍、廣東軍和川軍3個主要派系，以中央軍的主力部隊為主，以其他地方軍為外圍。他們大部分剛從淞滬戰場下來，士氣零落，裝備損失、人員傷亡很大。到南京後，很多部隊靠臨時征集壯丁和學生來補充兵源。這些新兵大多連名字都沒登記、也沒經受訓練就上瞭戰場。後來我們要統計殉國的將士有多少，都很困難。當時的局勢是兵臨城下、箭在弦上，沒有辦法瞭。”
蔣介石將防守南京的方針表述為：“南京守城，非守與不守之問題，而是固守之時間問題。”11月29日，在親率唐生智、桂永清等高級軍官視察紫金山、天堡城等陣地時，蔣介石對守城官兵承諾道：“南京東南一帶山地利於防守，北部有長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以守衛兩個月。有瞭這段時間，便可以整編新的生力軍。隻要南京能守住，我將親率雲南部隊前來解圍。”盧彥名認為，蔣介石的基本方針是“短期固守”，但真想固守一兩個月，單從軍事層面考慮，不僅需要中國方面指揮調度有方、三軍用命，還得指望日本方面多犯錯誤，是個“一廂情願的想法”。蔣介石如此佈防，“實際上是把籌碼壓在瞭國際調停上”。
值得註意的是，此時，蔣介石與日本正在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議和。
求不求
在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內，豎立著一排排黑色的烈士墓碑，上面鐫刻著數千位抗戰期間犧牲的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有6個蘇聯名字與南京緊密相關——蘇聯援華的最初6位烈士全部在南京保衛戰期間犧牲。“當時在國際上，蘇聯是唯一表示願意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傢。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在‘註意’條目下寫道：‘俄機已到，尚可圖挽救戰局。’他將蘇聯出兵看成挽救南京危局的唯一希望。”楊天石說。
江蘇省南京市航空烈士公墓牌坊，上有蔣介石書寫的“精忠報國”四個大字，左右兩側為他題贈的挽聯“英名萬古傳飛將，正氣千秋壯國魂”。
早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就寄望“國際公理之判斷”“一方則訴之國聯，請其根據國聯之盟約，為公正道義之處置，以保障‘世界和平’”，終致東三省迅速淪陷。此後華北危機日益深重，他仍希望依靠保障列強在華聯合統治的《九國公約》來幹涉、制約日本。時任國民政府外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將軍曾勸蔣介石：“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茍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但蔣介石仍對“國際裁決”“國際調停”抱有幻想，在日記中寫道：“解決中倭問題，惟有引起國際註意與各國幹涉。”
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防疫隔離”的演說，把侵略國傢比喻成蔓延的傳染病，指出“為瞭保衛國際社會的健康應當加以隔離”。這是美國第一次公開宣佈要放棄“孤立主義”與“中立主義”政策。次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譴責“日本的行動違反瞭國際關系所遵守的準則，同《九國公約》和《不戰條約》相抵觸”。這讓蔣介石欣喜若狂，在10月7日的日記中直呼“此皆於我精神助力甚大，惟以軍事局勢不能轉入主動地位為可慮耳”。他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和“國際公正人士”終於要付出實際行動瞭。
但羅斯福的“防疫隔離”觀點沒能得到國會同意，美國最終僅選擇對華予以道義上的支持。與此同時，德國納粹緊逼西歐，英國提心吊膽，自顧不暇，對遠東的中日戰事毫無興趣。11月在比利時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上，蔣介石抱以最大期望的美英兩國，借口“不介入戰爭”，相繼讓蔣介石失望，蘇聯成瞭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負責蘇聯國防的伏羅希洛夫元帥，曾請到訪的中國代表張沖轉告蔣介石：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聯當出兵，絕不坐視。這句承諾，極大地增強瞭蔣介石堅持抗戰的決心與信心。11月30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希望蘇聯實踐諾言，出兵相助，“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
斯大林。1937年11月30日，蔣介石致電二人希望蘇聯實踐諾言，出兵相助，但5日後斯大林拒絕瞭他的請求。
蘇聯確實提供瞭支援。盧彥名說：“蘇聯的支援航空隊第一次援華作戰就是在南京，但很多人不知道這一事實，以為是到武漢後才有蘇聯空軍參戰。此外，蘇聯還支援瞭一些物資。然而，這些支援對於南京保衛戰而言，實在是杯水車薪，無關大局。”而且，在與蘇聯外交和軍事人員的交涉過程中，蔣介石頗為不滿。他在日記中憤然寫道：“求人不如求己，今觀蘇俄武官態度之驕慢，更覺求己之要矣”“晚見俄武官特德文，態度居慢，可憎可嫌，敗仗之時，遭人陵侮，蓋如此也”“倭俄以中國為戰場，以中國為犧牲品”“靠人之事必害多而無益也”。
事實上，蔣介石真正期待的也不是這些杯水車薪的援助，而是蘇聯“仗義興師”，大舉對日出兵。12月5日，他等候已久的蘇聯回電終於發來，內容讓他大失所望：時機未至，蘇聯不便對日出兵。當日，他在日記中不得不承認殘酷的現實：“對史大林覆電之研究，蘇俄出兵已絕望。”
走不走
1937年12月4日，南京城內一片大戰將至的景象。尚未離開南京的市民王文傑描寫道：中山門附近，“城門隻剩半扇開著，其餘的都已用麻袋，水泥管、鋼條”填充堵塞；孝陵衛、麒麟門等沿途高地，“我軍已佈置好堅固的陣地，炮手在那裡試炮，傳來隆隆的響聲，京湯路的中心，埋瞭很多地雷，預料敵人進攻時，至少可以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虎踞關內，“工兵們正在挖掘工事，前進曲唱得貫徹雲霄”。
1937年12月17日，日本士兵在南京中山陵前遊蕩，此前中國守軍為中山陵裝置的偽裝網仍然存在。
為瞭安全起見，蔣介石已從東郊陵園的四方城臨時住地搬到城內清涼山林蔚別墅暫住，“還沒有走的意思”。但隨著蘇聯拒絕出兵以及南京東南門戶句容危急的消息相繼傳來，他終於到瞭不得不走的境地。12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雪恥”條下寫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年組織，三年準備。”他決定離開南京。
那一天的清晨，他帶著唐生智、羅卓英、桂永清等人，分乘十幾輛小轎車，從黃浦路官邸出發，前往中山陵晉謁孫中山陵墓。一路上隻有荷槍實彈的武裝部隊，沒有行人，車行甚緩，能看到梧桐落葉已鋪瞭滿地。在中山門外綿延的山坡上，幾十幢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的郊外別墅，都已人去樓空。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作為扼守南京的要沖，已褪去瞭往日的幽美，披上瞭由鐵絲網、鹿砦和各種防禦工事做成的偽裝。蔣介石的隨從副官蔣恒德後來回憶：眼見這一幕幕，蔣介石“神情悵惘，滿面鬱悒”。
拜謁中山陵後，蔣介石為提振士氣，在鐵道部一個不大的會議室裡，召開離開南京前的最後一次軍事會議，對所有列入南京保衛戰戰鬥序列的部隊少將以上將領發表講話。他的講話持續瞭1個小時，頗為推心置腹：“南京是中國的首都，為瞭國際聲譽，不能棄之不守。”“我們如不守南京，總理不能瞑目於九泉之下。”“首都已是一個圍城，我願意和大傢共同負起守衛的責任。”“現在各方面的戰爭形勢，都在繼續發展，我不能偏於一隅。所以，責任逼著我離開，這在我內心是感到異常的沉痛。”“守衛首都的歷史使命，現在已交給唐將軍和諸君瞭，我們應瞭解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大傢都能夠達成任務。”“我在外面，也自當調動部隊，來策應首都。”會場氣氛沉悶，悲觀的情緒始終籠罩著眾人。
12月7日凌晨5時，在明故宮機場，蔣介石乘坐“美齡號”專機離開瞭被10萬日軍圍困的南京城，飛往江西。臨行前，他將自己乘坐的炮艇留在瞭下關江邊，以示“統帥未走”，好安定南京的軍心民心。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鄭心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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