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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西方人眼中的上海
撰文：王健
出版於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廂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邊地區概述及其他》兩書收錄瞭英文《文匯報》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發表的部分文章，為我們今天瞭解當時開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會日常生活的變化以及西方人的中國觀提供瞭珍貴的史料。
1
英文《文匯報》
1843年上海開埠後，西人紛紛湧入上海，同時也帶來瞭他們的辦報傳統，從1850年英國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開始，此後數十年間，上海地區出現瞭上百種外文報刊，這些外文報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及遠東情況進行報道，內容涉及商業、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
英文《文匯報》（The Shanghai Mercury）創刊於1879年4月17日（星期四），創辦人為英國人克拉克（J.D.Clark，一譯開樂凱，1840-1922）。克拉克1840年出生於英國薩福克郡，曾長期在英國海軍中服役，1875年來到上海，加入《上海差報與中國鈔報》（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letter）報社，與巴富爾（F.H.Balfour）同任該報主筆。1879年他退出《上海差報》，正式創辦《文匯報》（The Shanghai Mercury）。從1879年創辦到1930年並入《大美晚報》，英文《文匯報》在上海共存在瞭半個多世紀，一度有過很大影響。不過，可惜的是，由於各種原因，目前僅在上海徐傢匯藏書樓中還藏有1879年4月17日至12月31日間的大部分報紙，此外無聞焉。
不過，幸運的是，1881年和1894年曾經有兩部與該報相關的文集面世，分別是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廂素描》（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以下簡稱《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邊地區概述及其他》（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以下簡稱《概述》）。前者收錄有有19篇文章，扉頁無出版機構題名，作者題名麥克法蘭（W. Macfarlane），並聲明文章選自英文《文匯報》（The Shanghai Mercury），應為同一作者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的結集；後者收錄有26 篇文章，並附有《文匯報》主編克拉克所撰導言，扉頁所題出版機構為《文匯報》及《華洋通聞》（The Celestial Empire）編輯部。由於兩者所收文章中有8篇重復，因此實收文章共37篇。
檢索上述兩書所收37篇文章，除《素描》一書所收文章中有9篇尚可在現存《文匯報》上覓得其蹤跡外，其餘文章則全賴《素描》與《概述》兩書收錄方才得以保留下來，因此也就顯得彌足珍貴瞭。
至於這些文章所述及的內容則主要與城市日常生活相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當時上海相關機構及其運作的介紹，包括政府機構、工廠企業、文化設施；二是對相關社會群體的描述；三是對上海城市，包括縣城、租界的描寫；四是對一些上海城市中公共活動、公共事件的報道；五是遊記。
要深入理解這些文章的寫作背景，我們還要對《文匯報》及其主編克拉克的編輯理念有所瞭解。根據《文匯報》創刊詞所稱，該報創刊的背景是因為1879年上海唯一一份英文晚報《上海差報》（即克拉克原先服務的報紙）改為早報，而在克拉克看來，這是一件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因為一份晚報的存在對上海而言是必須的，所以他就創辦瞭《文匯報》，來填補這一空白。易言之，正是《上海差報》退出的市場契機使克拉克看到瞭創辦一份晚報的商業前景，從而才有瞭《文匯報》的誕生。
《文匯報》的英文名稱是The Shanghai Mercury，Mercury一詞取自希臘神話中商貿之神的名字Mercurius，這與《文匯報》創刊時的辦報宗旨是相符合的，正如克拉克在創刊詞中所說：“由於本報讀者中商貿人士占多數，因此我們將對經貿方面的信息給予特別關註”。翻閱現存的《文匯報》，這樣的理念顯然得到瞭貫徹，對於一份報紙而言，這樣的做法切合市場需求，當然是其生存之本。
但是，作為報紙主編的克拉克卻還有更高的目標，他在1879年4月17日該報創刊詞中進一步指出，“我們並不認為受到瞭中國人的熱烈歡迎，我們在此地的出現違背瞭很多人的意願。但我們還是來到瞭這裡，就我們而言，必須竭盡全力地通過教化、勸誡、建議以及其他手段，讓當地人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們，同時也可以改善我們之間的關系”。
而要達致這樣的目標，顯然就必須從各個方面深入瞭解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正如1894年克拉克在《概述》一書的導言中所指出的：“（這些）文章的作者們並不希望假裝討論那些深奧的國傢大事或科學問題，反之，由於生活在上海這樣一個包羅萬象的小世界中，他們對日常生活更感興趣”。或許，他也認為，隻有融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改善與當地人的關系，並進而推動所謂中國社會的變革吧。所以，在英文《文匯報》上才會有相當的篇幅的內容介紹當地的社會風物情形。值得註意的是，據筆者所見，差不多同時期的《字林西報》則似乎還甚少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地方日常生活類的文章。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或許也與《文匯報》晚報的性質相關。
《素描》與《概述》兩書所收錄的這些刊載於英文《文匯報》上的文章，比較集中地反映瞭西方人眼中19世紀80年代前後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情況，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瞭當時西方人的中國觀。這樣的史料並不多見，因此早已引起一些海外上海史研究專傢的關註，如日本學者米澤秀夫在1940年代作《上海史文獻解題》時便曾將其列為重要上海史書目之一。
2
城市形象和各色群體
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華界、租界分治格局早已形成，在不同的治理體系下，兩者的城市形象迥異，這些在《素描》、《概要》所收的一些文章中都有非常具像的反映。
關於當時中國人居住的老城廂，在一般外國人的眼中，其形象非常糟糕，幾乎是骯臟齷齪的代名詞：
“定居此地的外國僑民通常對上海老城廂敬而遠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或許出於好奇遊覽過一次，為的是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言的那麼糟糕。但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反而有許多令人厭惡的東西——它的狹窄的街道，骯臟的死水與河流——對大多數人而言，遊覽一次已經足夠瞭。”
“早冬總是探索老城的絕佳季節，因為與炎熱的夏季相比，現在那裡的衛生狀況還不那麼令人討厭。”
當時縣城內最具代表性的遊覽地點之一是湖心亭，在西方人的筆下，其周邊衛生狀況同樣很差：
“這樣一池骯臟的死水居然被看作是人工開鑿的美麗湖泊？污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些綠色的雜草，四周則被和地面等高的圍墻圍瞭起來；這個池塘大約有三十平方碼，湖心亭在池塘當中，那是一個公共茶館，由於它相對獨特的位置，因此被看作是縣城同類建築中最好的。但是它周邊的環境很難讓人提起精神來，——靜滯污穢的水流使它所處的位置並不比坐落在一座小街上，周邊都是廚房的小茶館來得要更好。”
在縣城中所有的建築中，有兩類建築大概是最受西方人關註的。一類即是廟宇建築，包括文廟、城隍廟、關廟等等，在遊覽老城時，這些地方往往是他們必到之處，並且對神像、建築等都進行仔細的觀察。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來自異域的基督教徒，他們對於圍繞這些廟宇舉行的民間信仰活動同樣有著濃厚的興趣，《素描》中所收《和平之神劉郇膏的入祀》一文詳細描述瞭晚清江南名臣劉郇膏被朝廷列入祀典後升主入祀的情形，那些中國民間信仰中特有的行為比如紮臂香等在西方記者眼中都顯得格外新奇。而且，如西方記者所觀察指出的，當時即使是在這樣的地方信仰活動中，也已經有瞭西洋的痕跡：道臺大人的樂隊中有人“用的是法國樂器。他們經過時，沒頭沒尾地吹著一首中國樂曲，樂隊所用的樂器包括四面小鼓，兩個喇叭，四個小號”。
另一類建築則是中式的園林，盡管西方人對老城廂的整體環境評價十分糟糕，但他們對中國的園林建築卻是贊不絕口，比如在遊覽豫園時，他們就認為這裡“肯定是上海城內最令人愉悅的地方”，“這個由花草、樹木、巖石、涼亭構成的安靜的小園林如果能被移到水晶宮（Crystal Palace），肯定會引起極大的註意，它堆疊起來的假山就可以擊敗西德納姆（Sydenham）的任何東西。”
至於縣城以外，一些文章也為我們認識開埠初期的租界真實景象提供瞭線索，如有作者在介紹上海的獨輪車時，就曾經提到“獨輪車僅僅在十到十五年前才被引入到上海地區。當時，除瞭外國市政當局修築的道路外，在這裡沒有像樣的路，獨輪車是唯一能夠在田地間的小路上使用的車輛”。
可見，租界的建設亦非一日之功，其實，當我們今日津津於談論相關道路或建築物的規劃者、投資者時，卻同樣應該記住當年在租界鋪路築橋時親手奠下一磚一瓦的普通人：“工部局利用罪犯作為勞力，讓他們承擔租界內大部分的鋪路工作，這些人被栓在一塊兒，形成瞭龐大的隊伍，一起滾動路碾子。由於罪犯們都被鎖在一起，互相緊挨著，沒有足夠的空間做所有的事情，因此工部局還雇傭瞭很多苦力來鋪路。所以，苦囚隊伍主要就被用來拉動路碾子，在工作的時候，他們由一個外國巡捕和兩三個當地的巡捕監管。對於工部局的苦力和囚犯而言，填平黃浦江外灘的灘地是一件很大的工作，一群群的苦囚主要就對付那些大鐵碾子。”
正是在工部局的規劃下，在這些囚犯、苦力的勞作下，至19世紀80年代末，租界的發展已然是一日千裡。比如當時的福州路已經被記者稱為上海的中國式“林蔭大道”，“當一個中國農民第一次探訪我們的租界，同時很自然地前往時尚的中國街區——福州路時，，其驚訝程度肯定會比一個村夫第一次訪問英國大城市的主要商業街道時來得更為強烈”，“一個偶爾前來訪問的遊客可能會被大量的中國旅館弄得頭暈目眩，它們中的一些除瞭有中文店招外，還有英文名稱，比方說“Bowling Alley”，“Billiard Rooms”等等；另外還有很多的中國糖果店，在它們的櫥窗上往往寫著最受西方人歡迎的糖果等類似的廣告”。
而《中英混雜的店招》一文則更是列舉瞭作者在當時上海外國租界中所見到的各式各樣的英文店招，這些店招往往別出心裁，有的錯誤百出，甚至令人捧腹，但正是那些幼稚的錯誤生動地反映瞭當時上海租界中外雜糅的場景。
經過十幾年的建設，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已經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的商業中心，聚集瞭來自不同區域的商人群體，而西方人對不同區域人群的評價讀來也是頗為有趣的：
“在這裡，我們會遇到多面狡詐的廣東人，他們有著典型的令人討厭的中國人的品格，極端地自私和忘恩負義，洋人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一切，他們會一直唆使前者去做一些無聊的事情；而更為堅毅的福建人作為海峽中的殖民者，看上去更值得令人尊敬；還有很多更圓滑的浙江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出生於寧波和舟山，經常成群結幫，盡力擴大影響，但在生意上十分謹小慎微，或許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蘇格蘭人；此外，在這裡我們還能碰到山西人，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他們對於金錢非常感興趣，是天生的金融貿易傢，常被冠以“中國猶太人”的稱謂；有些急躁的湖南人來自長江流域，他們認為湖南人代表瞭中國人的精神，他們的英勇把帝國從太平天國的動蕩中拯救出來，而現在，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正在排擠可惡的洋人，他們殺戮傳教士，切斷電報線路，催生瞭像《對腐朽教條的致命一擊》（Death Blow to Corrupt Doctrines）這樣的作品；最後還有來自天津和北方的商人，——他們看上去更加壯實，在生活方式上也更為隨意，對於那些南方人激烈討論的問題他們感到有些困惑：因為在他們看來，完全可以邊做生意，邊進行鬥爭。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要比中部的夥計們更為大方。”
除瞭這些各具特色的商幫，在中西雜糅的背景下，上海還出現瞭很多新興的社會群體，如跟班、巡捕、阿媽、醫生、黃包車夫等，其形象也都生動地浮現在《文匯報》作者的筆下，我們不妨可以舉出數例：
黃包車夫：“大多數的車夫都是一臉苦相的壞蛋。車夫能否用心拉車取決於車資的多少。如果他拉的是一個本地人，看上去隻能掙到一點點錢，苦力就會像在葬禮上一樣慢慢地拉；如果他拉的是一個帶著手杖的外國人，他就會以每小時七到八英裡的速度前進”。
跟班：“在中國，外籍人士所雇傭的傢內傭人或者隨從主要是廣東人；他們的年齡從十五到五十歲不等，但都被稱為“跟班（boys）”，“中國跟班有很多優秀的品質；絕大多數人都忠於職守，但是雇主們最大的抱怨是很難遇到一個誠實的跟班，如果後者確實存在的話。有些跟班追隨他們的主人已經好多年瞭，但是對於外籍人士來說，在中國的時間越長，對中國人誠實品質的懷疑就會越強烈；隻有新來的才會對中國跟班的誠實抱有信心，而盡管我們待在中國的時間還不算長，我們的信心已經所剩無幾瞭。”
工部局的中國巡捕：“上海工部局在洋涇浜以北的租界（或稱為英美租界）雇傭瞭大約140名巡捕。臨近吃飯的時候，這些巡捕肯定會在警局；我們隻是偶爾在白天才會在街道上碰到巡捕，晚上則更是罕見”，“當回傢吃飯時，一個中國警員的步速大約是每小時四英裡；但是當他執勤時，則大約是每三小時一英裡。當他看到前面有群中國人在吵鬧時，他會往相反的方向行進，然後在第一個街角拐彎。當他有機會休息時，他會抓住苦力的辮子，讓他快速地奔跑；但是如果苦力稍許有些反抗，巡捕就很可能會馬上逃走，接著就會有一場苦力追巡捕的賽跑。”
阿媽：“阿媽們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學習洋涇浜英語，如果說她們的詞匯量不如男仆們大，那也應該歸因於她們的活動基本被限制在戶內，這樣就沒有機會融入到外面喧鬧的生活氛圍中去。然而，她們中的一些人還是把洋涇浜英語學得很好；據我們觀察，這些人往往都在傳教士傢中服務過多年；如果傳教士碰巧來自於美國，那麼阿媽還能掌握鼻音以及一些美式英語。至於其他的阿媽，她們的詞匯量僅局限於與職責相關的內容，包括嬰兒的衣服、食物，以及與整理女主人閨房或臥室相關的一些詞匯。”
事實上，西方人正是通過與以上這些不同社會群體的交往，一步步更深入地瞭解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之特性，而以上的這些描述無論其客觀與否，其實正從一個側面反映瞭他們對中國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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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怪陸離：西方元素在上海
19世紀80年代前後的上海正處於所謂國際化都市的發軔期，各類西方技術、制度、文化紛紛植入，使得這座城市顯得光怪陸離，卻又充滿生機。《概述》、《素描》中所收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展示瞭這些西方元素在當時的上海是如何被運作，乃至逐步擴大影響的，而一些內容更可補史料之缺失。
（一）技術之引進
電話發明於1875年，1876年貝爾電話公司成立，不久就傳入到瞭上海，1881年大北電報公司開始在上海建立電話交換臺，並且不斷加以改進，至1885年6月，用戶數已達到瞭130戶。而電話公司除瞭為用戶提供正常的通話服務外，還已經可以提供報警、問診、報時等各類服務，深受用戶歡迎。
如前文所言，西方人對於中國糟糕的居住環境十分不滿，他們認為當時的上海“灰塵和惡臭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夏天“還會受到霍亂的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今日傢喻戶曉的“正廣和”品牌在1893年6月時登陸上海，它使用瞭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三重蒸餾程序”，是世界上設備最為先進的相關公司之一，每天最多可以處理3500加侖的純凈水，在當時供不應求。
除此以外，《素描》和《概述》中的一些文章還提及瞭當時上海其他一些已經應用西方先進技術的工廠，比如說由美查兄弟（Messrs. Major Brothers）投資的硫酸廠、肥皂廠、火柴廠等，對於這些工廠內的設施以及生產流程，相關文章都有非常細致的介紹，並作瞭很高的評價，使人得以一窺當時上海作為國際都市的先進性。
（二）制度之創制
在制度創制方面，會審公廨在1865年的出現無疑是最引人註目的。在《會審公廨》一文中，作者直言其是“司法史上最為獨特的機構”，時任會審公廨正審官陳福勛“與那些和他坐在一起的外國陪審員之間的關系構成瞭中外交流史上的奇趣一章”。
而所謂的“奇趣”，其實質就是用西方的法律為標準在中國審判案件。正如該文作者所指出的，在租界中，“對外國人利益的保護，為瞭讓外僑享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而推行規章制度，壓制那些已享有善政的本地人中的犯罪行為，以及對罪犯施以何種程度的懲罰，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外國陪審員的態度”。
在一些案件審判時，律師更直接用英文辯護，而在法官的桌子上往往放置著“三四部英國的法律書籍”以及“與中國簽訂的條約的復制件”，而中國正審官乃至道臺的意見則根本無法得到重視，所以中外官員之間的沖突也是十分常見的，有時還甚為激烈。
當然，在英國人的眼中，無論如何，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這就是他們要在中國推廣的制度，正如1880年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認為的，會審公廨自成立以來的十五年中，“已經做得非常出色瞭，……不僅僅會影響它的發源地上海，而且也會為其他港口城市組建類似法庭提供一個范例”。
（三）文化之推廣
除瞭技術和制度層面的引進，西方文化也漸次在上海落地，其中尤以西方宗教文化與科學精神的傳播最為顯著。這在《概要》、《素描》兩書所收文章中也有體現。如傳教組織中國內地會1890年時曾經用一筆捐贈款在吳淞路上建造瞭它的總部大樓，《中國內地會》一文對該建築作瞭詳細的描述，可補史料之不足，內地會領導者戴德生也曾經對這一建築寄予厚望：“在這些建築物裡面，我相信將有很多的生命得以獲救，疾病者得以恢復，疲乏者得到滿足”。
而著名的聖芳濟學校由耶穌會士於1874年始建於法租界，至1884年則搬遷至南潯路。當時學校有210名學生，其中“上海是最大的生源地，另外還有一些學生則來自於沿海和沿江各口岸城市”，另外還有為中國人開設的特別班。其課程設置“在與學生的發展水平和中國的特殊情況相結合的條件下”，“盡可能地與英國的文法學校課程相同步”。“所有的課程內容如下：英語課程包括閱讀、書寫、語法、作文等等；歷史和地理；算術和簿計、代數、幾何學和測繪；自然史、化學、物理和醫藥學；法語課程包括翻譯、作文、會話；音樂初階、歌唱和體操。除此以外還有拉丁語、中文、會話和鋼琴課程”。但學校“不會通過施加不適當的影響以改變學生的個人信仰”。
另外，位於南京路上的上海圖書館則是一座訂閱型圖書館，始建於1849年，藏有各類西方書籍和報刊，並且向公眾免費開放。而由皇傢亞洲文會北華支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發起成立的“亞洲文會博物院”則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始創於1874年，它收藏和陳列有上海周邊地區及長江流域的動植物、礦物、古董及相關人類學標本，《上海博物館》一文對其陳列作瞭非常詳盡的描述，從中可見，當時這一博物館收藏有哺乳動物類、鳥類、昆蟲類、爬蟲類以及礦石等大量的標本，並相信它會“贏得中國人的支持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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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西方人的中國觀
克拉克在1894年《概要》一書的導論中曾經指出瞭當時西方人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在我們的想象中，對中國人還存在著如下的刻板印象：臉如滿月，胡子無力地下垂著，眼睛斜視，長長的辮子以及像佛塔一樣的帽子，這些當然都是中國人的主要特征。他周邊的環境也往往非常古怪：總有一兩座佛塔，有無數的石橋橫跨在數不清的水道上，樹上垂掛著一簇簇藍色的水果；淑女們穿著極其古怪的裙子聚集在一起，用巨大的折褶表示她們的腳和腳踝，光頭的頑童們習慣性地翹著一隻腳在蓮花池中摸魚。當歐洲人關註所謂中國事務時，十有八九會描繪出以上這樣一幅場景。”
除瞭以上滑稽而古怪的想象，西方人對中國的制度、文化更存在普遍的隔膜感，這體現在各個方面。
比如上海的會審公廨成立後，19世紀70年代，英國輿論界曾經有過廣泛的質疑，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認為，會審公廨承襲瞭中國落後野蠻的刑罰制度，因此使西方社會得以蒙羞：
“它的審判程序以及相關刑罰帶有中國式的野蠻，看不到一絲與歐洲的觀念或人道相關的痕跡。……這些刑罰還包括可怕的鞭刑，或者給犯人戴上枷鎖，把他脖子鎖住，使他不能躺下或自己吃飯。這樣的刑罰年復一年地施行，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還得到瞭有影響的歐洲社會的默許”
“如果歐洲陪審員隻是坐在那裡代表文明和基督教對中國人的愚蠢和駭人聽聞的野蠻表示認同的話，如果他們同意中國官員對犯人掌嘴或者錘擊拒絕認罪和出賣同夥者的腳踝的話，那麼，他越早離開這個令人感到羞恥的位置，對他自己或他所代表的文明政府來說就越好。”
一位記者在參觀過中國的監獄後，也曾經有過如下的感慨：
“在歐洲國傢，把所有不同層次，不同年齡的罪犯關押在一起的做法多年來已經受到譴責，並被拋棄瞭，現代化的中國監獄已經吸取瞭我們監獄改革者的豐富經驗。中國真的需要很多人向偉大的霍華德學習，比起其他擁有悠久文明的國傢，中國在獄政管理領域存在很多的職權濫用問題。”
在民族文化方面，普通西方人對中國傳統音樂乃至戲劇也普遍存在不解，甚至極盡揶揄之能事：
“這些（京劇）演員們都用假聲演唱，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演唱（特別是當起調的音節在“d”階以下時）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隻能是一種折磨。而且，演唱者仿佛總是通過鼻腔發音；我們西方人演唱時，舌頭、牙齒和嘴唇都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很明顯，除瞭唱詞會從嘴巴裡蹦出來以外，以上器官在演唱過程中基本不起什麼作用。這種在齊奏下進行的假聲演唱總是保持在同一個音節上，沒有強弱的變化，沒有大調與小調的區分；它徘徊在兩個音節之間；因此既缺乏我們大調那種華麗、雄壯或者活潑的特征，同時也沒有小調那種溫婉憂怨的情緒表現”。
“如果你擔心有個親戚會來跟你搶奪富有的叔父的遺產份額，不要擔心，你隻需把他在一個屋子裡關上二十四小時，在裡面讓中國藝術傢們不停地演奏公元前2252年偉大的伏羲皇帝（中國音樂之父）所創作的樂曲，我們可以向你保證，你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一份法律和醫學的聲明，上面會這樣寫道：由於你的親戚突然精神錯亂，因此不適合繼承遺產”。
在生活習俗方面，抽鴉片、賭博等當然都被這些文章的作者認為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惡習，且看以下評述。
關於抽鴉片：“盡管他們的缺點各有不同，但是對於鴉片的偏好，特別是對於吸食鴉片的喜愛，肯定是一種民族的特性”。
對於福州路上一傢鴉片煙館的情景，當時的記者有如下描述：
“的確，這裡吸食鴉片的景象可以為多雷（Doré）的畫作和但丁的詩歌提供絕好的素材。在整個這片區域中，那些不幸的人們都躺在那裡，到處彌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走進這一區域，草草地掃一眼這些人，你會發現其中有些人已經半截子入土瞭，他們面容枯槁，雙目無神，如行屍走肉一般，那是一幅上帝在地球上創造的最為尊貴的物種所能展現的最悲慘的景象。看看這些已經顯著變形的面龐，毫不例外地都像死人一樣全無血色，已經骨瘦如柴，可是還在吞雲吐霧。如果說看到男人們吸毒上癮是一件很令人覺得可恥的事情，那麼看到女性們深受其害則更加令人心痛。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厭惡的場景啊！那些通常還處於花季的女性們臉龐消瘦，雙目無神。這些人對他們的國傢以及整個世界而言都成為瞭廢物，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極端冷漠。”
至於賭博，有《文匯報》的記者甚至認為其危害更大於鴉片：
“折磨中國人的最大惡習並不是他們對罌粟的熱愛，而是對賭博必買推薦的迷戀”，“中國人武備的松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因於此，因為如果一個國傢的人們在一整年中都縱情歡樂，沉溺於不受法律制裁的賭博遊戲中，那麼他們就沒有時間或者意願來進行武裝訓練”。
“中國的法律在處理這個正吞噬著人們靈魂的惡習時顯得太過無力，即使把從馬爾瓦（Malwa）、巴特那（Patna）、貝拿勒司（Benares）進口的鴉片加在一起，它們對這個國傢的傷害也不會有如此巨大。”
在其他一些生活細節上，西方人同樣感到難以忍受，特別是所謂的噪音，在《中國噪音》一文中，作者詳細列出瞭他認為在上海租界內由中國人發出的各類噪音，其中包括“繁華地帶的手藝人在日夜工作時帶來的煩惱”，官員出巡時“震耳欲聾的鑼聲”，“在大路上拖運貨物的苦力”的號子聲，甚至包括經常在夏天會把他們從夢中驚醒的中國人的“溫和的”談話聲等等。
總體而言，在西方人看來，當時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老大帝國，要對它進行改造確實非常困難，阻力重重：
“當西方文明試圖對中國的社會制度產生影響時，它可能會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毫無疑問，現在大傢都知道，對我們來說要把那些我們習以為常，並被看作是祖先遺產的習俗、制度移植過來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更困難的是要能夠證明這些習俗可以對這個國傢的民眾生活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而中國又是這個世界上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國傢，它的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他們反抗所有“外國野蠻人”試圖改變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並加以改革的努力，認為這不過是一個“不可能的美夢”！中國人認為他們的習俗起源於比大洪水時代更早的時期，而這些習俗的韌性可能比其他亞洲國傢所擁有的古代習俗都要來得頑固。”
但是，他們也認為，上海的存在卻正可以為變革的進行提供一個實驗場所：
“在中國沒有一個口岸城市像上海這樣，可以提供一個在中國人社會中逐漸推行西方社會制度的機會，這可能會讓上海在社會變革運動中成為領先者。理由很明顯：這裡不僅是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首批立刻向外國人開放的口岸城市之一，而且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已經從中國一個不起眼的三流城市一躍成為瞭這個世界上最主要的商業中心之一，富可敵國，被看作是中國的“花園”城市。在這個港口城市中積聚的財富數量是巨大的；我們租界中上流社會的人物也都承認，這裡已經有瞭與他們的生活相合拍的奢華風尚，這是與財富伴隨而來的。”
而且，經過近數十年的經營，至1894年《概述》出版時，情形似乎正在發生一些改變，如克拉克當時所言創辦《文匯報》之初的願望似乎正在逐步實現：
“他們對我們這個族群有那麼一點兒興趣，會自鳴得意地看著我們的志願者們；當我們的鄉村樂隊奏出甜美的樂曲時，他們的臉上也會浮現出微笑，而不是輕蔑的表情，他們也想知道為什麼警官們會更喜歡巴松管，而不是一面銅鑼。他們用著我們的煤氣，感謝我們的供水，稱贊我們的電燈。”
易言之，在當特價時的上海，“即使是一個很淺薄的觀察傢，也可以發現中國人已經采納瞭我們的某些社會制度，這是很明顯的。雖然還很緩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中國的異教徒們正在駛入快速發展的道路，而從西方席卷而來的巨大的文明浪潮現在無疑正在影響著這個大帝國中被太陽照到的每一個角落”。“盡管已經發生的變化看起來如滄海一粟，但必須記住我們可以通過觀察蘆葦往哪個方向倒來預測風向”。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從這些文章的觀點來看，在當時西方人的心目中，經歷瞭明治維新的日本在社會發展程度上已經遠遠超越瞭中國。他們認為日本和那些發展停滯的鄰國相比，“明顯有著更高的智力水平和更強的進取心”，而“中國人在社會革新方面與日本人相距甚遠”。他們甚至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國傢，不僅已經在習慣瞭西方的衣著方式，而且在制度上也已經實現瞭所謂的“西方化”，而中國還距此甚遠。
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開埠已近50年，隨著西方器物與文化的輸入，上海的日常社會究竟發生瞭怎樣的變化，從這方面看，《素描》、《概要》所收文章可以說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給我們留下瞭珍貴的史料，閱讀這些文章，使我們對於西潮沖擊下的上海社會有瞭更真切的感知。
毫無疑問，當時的上海正在迅速成長為一個國際化的都市，無論是城市形象的改變、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西方技術、制度及文化的引進等等，無不說明瞭這一點。
但最後必須要指出的是，至少在19世紀80年代左右，絕大部分的西方人隻是把這裡看作為一個淘金地，即所謂“冒險傢的樂園”，但這些“冒險傢”對於中國文化與傳統往往是不屑一顧的，他們竭力在上海營造屬於自己的樂園，但對於他們所處的這個國傢和城市卻依然懵懂無知，正如一位作者所說：
“這裡的歐洲人對其身邊事物十分冷漠，一想到他們可以有很多渠道瞭解當地的日常生活，這樣的現象就令人感到非常奇怪。或者是因為來到這裡的歐洲人盡管充滿驚奇，但卻喪失瞭品味驚奇的能力，又或者對商業的追求吸引瞭他們所有的精力，使他們無法思考周邊發生的其他任何事情，除瞭貿易、股價和匯率的漲落、或者是在不同的公共服務部門升遷的前景。”
與此同時，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也不希望把他們在租界看到的更好的管理方式引入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城鎮。對於外國人來說，所有這些東西都非常好，然而中國人卻把他們看作過眼雲煙。在他們看來，這些玩意兒隻是心血來潮的幻象，譬如朝露，來去匆匆”。
因此，即使我們認為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已經在經濟上逐漸向國際化邁進，可供“帝國的富商闊少們在此尋歡作樂”，但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乃至西方人而言，這樣的國際化仍然是缺乏包融性的，中西方在文化、制度、生活習俗方面存在的諸多隔閡註定瞭近代上海乃至中國國際化道路的艱辛與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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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西方人眼中的上海
撰文：王健
出版於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廂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邊地區概述及其他》兩書收錄瞭英文《文匯報》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發表的部分文章，為我們今天瞭解當時開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會日常生活的變化以及西方人的中國觀提供瞭珍貴的史料。
1
英文《文匯報》
1843年上海開埠後，西人紛紛湧入上海，同時也帶來瞭他們的辦報傳統，從1850年英國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開始，此後數十年間，上海地區出現瞭上百種外文報刊，這些外文報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及遠東情況進行報道，內容涉及商業、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
英文《文匯報》（The Shanghai Mercury）創刊於1879年4月17日（星期四），創辦人為英國人克拉克（J.D.Clark，一譯開樂凱，1840-1922）。克拉克1840年出生於英國薩福克郡，曾長期在英國海軍中服役，1875年來到上海，加入《上海差報與中國鈔報》（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letter）報社，與巴富爾（F.H.Balfour）同任該報主筆。1879年他退出《上海差報》，正式創辦《文匯報》（The Shanghai Mercury）。從1879年創辦到1930年並入《大美晚報》，英文《文匯報》在上海共存在瞭半個多世紀，一度有過很大影響。不過，可惜的是，由於各種原因，目前僅在上海徐傢匯藏書樓中還藏有1879年4月17日至12月31日間的大部分報紙，此外無聞焉。
不過，幸運的是，1881年和1894年曾經有兩部與該報相關的文集面世，分別是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廂素描》（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以下簡稱《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邊地區概述及其他》（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以下簡稱《概述》）。前者收錄有有19篇文章，扉頁無出版機構題名，作者題名麥克法蘭（W. Macfarlane），並聲明文章選自英文《文匯報》（The Shanghai Mercury），應為同一作者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的結集；後者收錄有26 篇文章，並附有《文匯報》主編克拉克所撰導言，扉頁所題出版機構為《文匯報》及《華洋通聞》（The Celestial Empire）編輯部。由於兩者所收文章中有8篇重復，因此實收文章共37篇。
檢索上述兩書所收37篇文章，除《素描》一書所收文章中有9篇尚可在現存《文匯報》上覓得其蹤跡外，其餘文章則全賴《素描》與《概述》兩書收錄方才得以保留下來，因此也就顯得彌足珍貴瞭。
至於這些文章所述及的內容則主要與城市日常生活相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當時上海相關機構及其運作的介紹，包括政府機構、工廠企業、文化設施；二是對相關社會群體的描述；三是對上海城市，包括縣城、租界的描寫；四是對一些上海城市中公共活動、公共事件的報道；五是遊記。
要深入理解這些文章的寫作背景，我們還要對《文匯報》及其主編克拉克的編輯理念有所瞭解。根據《文匯報》創刊詞所稱，該報創刊的背景是因為1879年上海唯一一份英文晚報《上海差報》（即克拉克原先服務的報紙）改為早報，而在克拉克看來，這是一件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因為一份晚報的存在對上海而言是必須的，所以他就創辦瞭《文匯報》，來填補這一空白。易言之，正是《上海差報》退出的市場契機使克拉克看到瞭創辦一份晚報的商業前景，從而才有瞭《文匯報》的誕生。
《文匯報》的英文名稱是The Shanghai Mercury，Mercury一詞取自希臘神話中商貿之神的名字Mercurius，這與《文匯報》創刊時的辦報宗旨是相符合的，正如克拉克在創刊詞中所說：“由於本報讀者中商貿人士占多數，因此我們將對經貿方面的信息給予特別關註”。翻閱現存的《文匯報》，這樣的理念顯然得到瞭貫徹，對於一份報紙而言，這樣的做法切合市場需求，當然是其生存之本。
但是，作為報紙主編的克拉克卻還有更高的目標，他在1879年4月17日該報創刊詞中進一步指出，“我們並不認為受到瞭中國人的熱烈歡迎，我們在此地的出現違背瞭很多人的意願。但我們還是來到瞭這裡，就我們而言，必須竭盡全力地通過教化、勸誡、建議以及其他手段，讓當地人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們，同時也可以改善我們之間的關系”。
而要達致這樣的目標，顯然就必須從各個方面深入瞭解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正如1894年克拉克在《概述》一書的導言中所指出的：“（這些）文章的作者們並不希望假裝討論那些深奧的國傢大事或科學問題，反之，由於生活在上海這樣一個包羅萬象的小世界中，他們對日常生活更感興趣”。或許，他也認為，隻有融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改善與當地人的關系，並進而推動所謂中國社會的變革吧。所以，在英文《文匯報》上才會有相當的篇幅的內容介紹當地的社會風物情形。值得註意的是，據筆者所見，差不多同時期的《字林西報》則似乎還甚少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地方日常生活類的文章。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或許也與《文匯報》晚報的性質相關。
《素描》與《概述》兩書所收錄的這些刊載於英文《文匯報》上的文章，比較集中地反映瞭西方人眼中19世紀80年代前後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情況，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瞭當時西方人的中國觀。這樣的史料並不多見，因此早已引起一些海外上海史研究專傢的關註，如日本學者米澤秀夫在1940年代作《上海史文獻解題》時便曾將其列為重要上海史書目之一。
2
城市形象和各色群體
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華界、租界分治格局早已形成，在不同的治理體系下，兩者的城市形象迥異，這些在《素描》、《概要》所收的一些文章中都有非常具像的反映。
關於當時中國人居住的老城廂，在一般外國人的眼中，其形象非常糟糕，幾乎是骯臟齷齪的代名詞：
“定居此地的外國僑民通常對上海老城廂敬而遠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或許出於好奇遊覽過一次，為的是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言的那麼糟糕。但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反而有許多令人厭惡的東西——它的狹窄的街道，骯臟的死水與河流——對大多數人而言，遊覽一次已經足夠瞭。”
“早冬總是探索老城的絕佳季節，因為與炎熱的夏季相比，現在那裡的衛生狀況還不那麼令人討厭。”
當時縣城內最具代表性的遊覽地點之一是湖心亭，在西方人的筆下，其周邊衛生狀況同樣很差：
“這樣一池骯臟的死水居然被看作是人工開鑿的美麗湖泊？污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些綠色的雜草，四周則被和地面等高的圍墻圍瞭起來；這個池塘大約有三十平方碼，湖心亭在池塘當中，那是一個公共茶館，由於它相對獨特的位置，因此被看作是縣城同類建築中最好的。但是它周邊的環境很難讓人提起精神來，——靜滯污穢的水流使它所處的位置並不比坐落在一座小街上，周邊都是廚房的小茶館來得要更好。”
在縣城中所有的建築中，有兩類建築大概是最受西方人關註的。一類即是廟宇建築，包括文廟、城隍廟、關廟等等，在遊覽老城時，這些地方往往是他們必到之處，並且對神像、建築等都進行仔細的觀察。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來自異域的基督教徒，他們對於圍繞這些廟宇舉行的民間信仰活動同樣有著濃厚的興趣，《素描》中所收《和平之神劉郇膏的入祀》一文詳細描述瞭晚清江南名臣劉郇膏被朝廷列入祀典後升主入祀的情形，那些中國民間信仰中特有的行為比如紮臂香等在西方記者眼中都顯得格外新奇。而且，如西方記者所觀察指出的，當時即使是在這樣的地方信仰活動中，也已經有瞭西洋的痕跡：道臺大人的樂隊中有人“用的是法國樂器。他們經過時，沒頭沒尾地吹著一首中國樂曲，樂隊所用的樂器包括四面小鼓，兩個喇叭，四個小號”。
另一類建築則是中式的園林，盡管西方人對老城廂的整體環境評價十分糟糕，但他們對中國的園林建築卻是贊不絕口，比如在遊覽豫園時，他們就認為這裡“肯定是上海城內最令人愉悅的地方”，“這個由花草、樹木、巖石、涼亭構成的安靜的小園林如果能被移到水晶宮（Crystal Palace），肯定會引起極大的註意，它堆疊起來的假山就可以擊敗西德納姆（Sydenham）的任何東西。”
至於縣城以外，一些文章也為我們認識開埠初期的租界真實景象提供瞭線索，如有作者在介紹上海的獨輪車時，就曾經提到“獨輪車僅僅在十到十五年前才被引入到上海地區。當時，除瞭外國市政當局修築的道路外，在這裡沒有像樣的路，獨輪車是唯一能夠在田地間的小路上使用的車輛”。
可見，租界的建設亦非一日之功，其實，當我們今日津津於談論相關道路或建築物的規劃者、投資者時，卻同樣應該記住當年在租界鋪路築橋時親手奠下一磚一瓦的普通人：“工部局利用罪犯作為勞力，讓他們承擔租界內大部分的鋪路工作，這些人被栓在一塊兒，形成瞭龐大的隊伍，一起滾動路碾子。由於罪犯們都被鎖在一起，互相緊挨著，沒有足夠的空間做所有的事情，因此工部局還雇傭瞭很多苦力來鋪路。所以，苦囚隊伍主要就被用來拉動路碾子，在工作的時候，他們由一個外國巡捕和兩三個當地的巡捕監管。對於工部局的苦力和囚犯而言，填平黃浦江外灘的灘地是一件很大的工作，一群群的苦囚主要就對付那些大鐵碾子。”
正是在工部局的規劃下，在這些囚犯、苦力的勞作下，至19世紀80年代末，租界的發展已然是一日千裡。比如當時的福州路已經被記者稱為上海的中國式“林蔭大道”，“當一個中國農民第一次探訪我們的租界，同時很自然地前往時尚的中國街區——福州路時，，其驚訝程度肯定會比一個村夫第一次訪問英國大城市的主要商業街道時來得更為強烈”，“一個偶爾前來訪問的遊客可能會被大量的中國旅館弄得頭暈目眩，它們中的一些除瞭有中文店招外，還有英文名稱，比方說“Bowling Alley”，“Billiard Rooms”等等；另外還有很多的中國糖果店，在它們的櫥窗上往往寫著最受西方人歡迎的糖果等類似的廣告”。
而《中英混雜的店招》一文則更是列舉瞭作者在當時上海外國租界中所見到的各式各樣的英文店招，這些店招往往別出心裁，有的錯誤百出，甚至令人捧腹，但正是那些幼稚的錯誤生動地反映瞭當時上海租界中外雜糅的場景。
經過十幾年的建設，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已經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的商業中心，聚集瞭來自不同區域的商人群體，而西方人對不同區域人群的評價讀來也是頗為有趣的：
“在這裡，我們會遇到多面狡詐的廣東人，他們有著典型的令人討厭的中國人的品格，極端地自私和忘恩負義，洋人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一切，他們會一直唆使前者去做一些無聊的事情；而更為堅毅的福建人作為海峽中的殖民者，看上去更值得令人尊敬；還有很多更圓滑的浙江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出生於寧波和舟山，經常成群結幫，盡力擴大影響，但在生意上十分謹小慎微，或許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蘇格蘭人；此外，在這裡我們還能碰到山西人，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他們對於金錢非常感興趣，是天生的金融貿易傢，常被冠以“中國猶太人”的稱謂；有些急躁的湖南人來自長江流域，他們認為湖南人代表瞭中國人的精神，他們的英勇把帝國從太平天國的動蕩中拯救出來，而現在，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正在排擠可惡的洋人，他們殺戮傳教士，切斷電報線路，催生瞭像《對腐朽教條的致命一擊》（Death Blow to Corrupt Doctrines）這樣的作品；最後還有來自天津和北方的商人，——他們看上去更加壯實，在生活方式上也更為隨意，對於那些南方人激烈討論的問題他們感到有些困惑：因為在他們看來，完全可以邊做生意，邊進行鬥爭。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要比中部的夥計們更為大方。”
除瞭這些各具特色的商幫，在中西雜糅的背景下，上海還出現瞭很多新興的社會群體，如跟班、巡捕、阿媽、醫生、黃包車夫等，其形象也都生動地浮現在《文匯報》作者的筆下，我們不妨可以舉出數例：
黃包車夫：“大多數的車夫都是一臉苦相的壞蛋。車夫能否用心拉車取決於車資的多少。如果他拉的是一個本地人，看上去隻能掙到一點點錢，苦力就會像在葬禮上一樣慢慢地拉；如果他拉的是一個帶著手杖的外國人，他就會以每小時七到八英裡的速度前進”。
跟班：“在中國，外籍人士所雇傭的傢內傭人或者隨從主要是廣東人；他們的年齡從十五到五十歲不等，但都被稱為“跟班（boys）”，“中國跟班有很多優秀的品質；絕大多數人都忠於職守，但是雇主們最大的抱怨是很難遇到一個誠實的跟班，如果後者確實存在的話。有些跟班追隨他們的主人已經好多年瞭，但是對於外籍人士來說，在中國的時間越長，對中國人誠實品質的懷疑就會越強烈；隻有新來的才會對中國跟班的誠實抱有信心，而盡管我們待在中國的時間還不算長，我們的信心已經所剩無幾瞭。”
工部局的中國巡捕：“上海工部局在洋涇浜以北的租界（或稱為英美租界）雇傭瞭大約140名巡捕。臨近吃飯的時候，這些巡捕肯定會在警局；我們隻是偶爾在白天才會在街道上碰到巡捕，晚上則更是罕見”，“當回傢吃飯時，一個中國警員的步速大約是每小時四英裡；但是當他執勤時，則大約是每三小時一英裡。當他看到前面有群中國人在吵鬧時，他會往相反的方向行進，然後在第一個街角拐彎。當他有機會休息時，他會抓住苦力的辮子，讓他快速地奔跑；但是如果苦力稍許有些反抗，巡捕就很可能會馬上逃走，接著就會有一場苦力追巡捕的賽跑。”
阿媽：“阿媽們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學習洋涇浜英語，如果說她們的詞匯量不如男仆們大，那也應該歸因於她們的活動基本被限制在戶內，這樣就沒有機會融入到外面喧鬧的生活氛圍中去。然而，她們中的一些人還是把洋涇浜英語學得很好；據我們觀察，這些人往往都在傳教士傢中服務過多年；如果傳教士碰巧來自於美國，那麼阿媽還能掌握鼻音以及一些美式英語。至於其他的阿媽，她們的詞匯量僅局限於與職責相關的內容，包括嬰兒的衣服、食物，以及與整理女主人閨房或臥室相關的一些詞匯。”
事實上，西方人正是通過與以上這些不同社會群體的交往，一步步更深入地瞭解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之特性，而以上的這些描述無論其客觀與否，其實正從一個側面反映瞭他們對中國的理解程度。
3
光怪陸離：西方元素在上海
19世紀80年代前後的上海正處於所謂國際化都市的發軔期，各類西方技術、制度、文化紛紛植入，使得這座城市顯得光怪陸離，卻又充滿生機。《概述》、《素描》中所收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展示瞭這些西方元素在當時的上海是如何被運作，乃至逐步擴大影響的，而一些內容更可補史料之缺失。
（一）技術之引進
電話發明於1875年，1876年貝爾電話公司成立，不久就傳入到瞭上海，1881年大北電報公司開始在上海建立電話交換臺，並且不斷加以改進，至1885年6月，用戶數已達到瞭130戶。而電話公司除瞭為用戶提供正常的通話服務外，還已經可以提供報警、問診、報時等各類服務，深受用戶歡迎。
如前文所言，西方人對於中國糟糕的居住環境十分不滿，他們認為當時的上海“灰塵和惡臭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夏天“還會受到霍亂的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今日傢喻戶曉的“正廣和”品牌在1893年6月時登陸上海，它使用瞭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三重蒸餾程序”，是世界上設備最為先進的相關公司之一，每天最多可以處理3500加侖的純凈水，在當時供不應求。
除此以外，《素描》和《概述》中的一些文章還提及瞭當時上海其他一些已經應用西方先進技術的工廠，比如說由美查兄弟（Messrs. Major Brothers）投資的硫酸廠、肥皂廠、火柴廠等，對於這些工廠內的設施以及生產流程，相關文章都有非常細致的介紹，並作瞭很高的評價，使人得以一窺當時上海作為國際都市的先進性。
（二）制度之創制
在制度創制方面，會審公廨在1865年的出現無疑是最引人註目的。在《會審公廨》一文中，作者直言其是“司法史上最為獨特的機構”，時任會審公廨正審官陳福勛“與那些和他坐在一起的外國陪審員之間的關系構成瞭中外交流史上的奇趣一章”。
而所謂的“奇趣”，其實質就是用西方的法律為標準在中國審判案件。正如該文作者所指出的，在租界中，“對外國人利益的保護，為瞭讓外僑享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而推行規章制度，壓制那些已享有善政的本地人中的犯罪行為，以及對罪犯施以何種程度的懲罰，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外國陪審員的態度”。
在一些案件審判時，律師更直接用英文辯護，而在法官的桌子上往往放置著“三四部英國的法律書籍”以及“與中國簽訂的條約的復制件”，而中國正審官乃至道臺的意見則根本無法得到重視，所以中外官員之間的沖突也是十分常見的，有時還甚為激烈。
當然，在英國人的眼中，無論如何，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這就是他們要在中國推廣的制度，正如1880年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認為的，會審公廨自成立以來的十五年中，“已經做得非常出色瞭，……不僅僅會影響它的發源地上海，而且也會為其他港口城市組建類似法庭提供一個范例”。
（三）文化之推廣
除瞭技術和制度層面的引進，西方文化也漸次在上海落地，其中尤以西方宗教文化與科學精神的傳播最為顯著。這在《概要》、《素描》兩書所收文章中也有體現。如傳教組織中國內地會1890年時曾經用一筆捐贈款在吳淞路上建造瞭它的總部大樓，《中國內地會》一文對該建築作瞭詳細的描述，可補史料之不足，內地會領導者戴德生也曾經對這一建築寄予厚望：“在這些建築物裡面，我相信將有很多的生命得以獲救，疾病者得以恢復，疲乏者得到滿足”。
而著名的聖芳濟學校由耶穌會士於1874年始建於法租界，至1884年則搬遷至南潯路。當時學校有210名學生，其中“上海是最大的生源地，另外還有一些學生則來自於沿海和沿江各口岸城市”，另外還有為中國人開設的特別班。其課程設置“在與學生的發展水平和中國的特殊情況相結合的條件下”，“盡可能地與英國的文法學校課程相同步”。“所有的課程內容如下：英語課程包括閱讀、書寫、語法、作文等等；歷史和地理；算術和簿計、代數、幾何學和測繪；自然史、化學、物理和醫藥學；法語課程包括翻譯、作文、會話；音樂初階、歌唱和體操。除此以外還有拉丁語、中文、會話和鋼琴課程”。但學校“不會通過施加不適當的影響以改變學生的個人信仰”。
另外，位於南京路上的上海圖書館則是一座訂閱型圖書館，始建於1849年，藏有各類西方書籍和報刊，並且向公眾免費開放。而由皇傢亞洲文會北華支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發起成立的“亞洲文會博物院”則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始創於1874年，它收藏和陳列有上海周邊地區及長江流域的動植物、礦物、古董及相關人類學標本，《上海博物館》一文對其陳列作瞭非常詳盡的描述，從中可見，當時這一博物館收藏有哺乳動物類、鳥類、昆蟲類、爬蟲類以及礦石等大量的標本，並相信它會“贏得中國人的支持和喜愛”。
4
變與不變：西方人的中國觀
克拉克在1894年《概要》一書的導論中曾經指出瞭當時西方人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在我們的想象中，對中國人還存在著如下的刻板印象：臉如滿月，胡子無力地下垂著，眼睛斜視，長長的辮子以及像佛塔一樣的帽子，這些當然都是中國人的主要特征。他周邊的環境也往往非常古怪：總有一兩座佛塔，有無數的石橋橫跨在數不清的水道上，樹上垂掛著一簇簇藍色的水果；淑女們穿著極其古怪的裙子聚集在一起，用巨大的折褶表示她們的腳和腳踝，光頭的頑童們習慣性地翹著一隻腳在蓮花池中摸魚。當歐洲人關註所謂中國事務時，十有八九會描繪出以上這樣一幅場景。”
除瞭以上滑稽而古怪的想象，西方人對中國的制度、文化更存在普遍的隔膜感，這體現在各個方面。
比如上海的會審公廨成立後，19世紀70年代，英國輿論界曾經有過廣泛的質疑，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認為，會審公廨承襲瞭中國落後野蠻的刑罰制度，因此使西方社會得以蒙羞：
“它的審判程序以及相關刑罰帶有中國式的野蠻，看不到一絲與歐洲的觀念或人道相關的痕跡。……這些刑罰還包括可怕的鞭刑，或者給犯人戴上枷鎖，把他脖子鎖住，使他不能躺下或自己吃飯。這樣的刑罰年復一年地施行，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還得到瞭有影響的歐洲社會的默許”
“如果歐洲陪審員隻是坐在那裡代表文明和基督教對中國人的愚蠢和駭人聽聞的野蠻表示認同的話，如果他們同意中國官員對犯人掌嘴或者錘擊拒絕認罪和出賣同夥者的腳踝的話，那麼，他越早離開這個令人感到羞恥的位置，對他自己或他所代表的文明政府來說就越好。”
一位記者在參觀過中國的監獄後，也曾經有過如下的感慨：
“在歐洲國傢，把所有不同層次，不同年齡的罪犯關押在一起的做法多年來已經受到譴責，並被拋棄瞭，現代化的中國監獄已經吸取瞭我們監獄改革者的豐富經驗。中國真的需要很多人向偉大的霍華德學習，比起其他擁有悠久文明的國傢，中國在獄政管理領域存在很多的職權濫用問題。”
在民族文化方面，普通西方人對中國傳統音樂乃至戲劇也普遍存在不解，甚至極盡揶揄之能事：
“這些（京劇）演員們都用假聲演唱，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演唱（特別是當起調的音節在“d”階以下時）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隻能是一種折磨。而且，演唱者仿佛總是通過鼻腔發音；我們西方人演唱時，舌頭、牙齒和嘴唇都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很明顯，除瞭唱詞會從嘴巴裡蹦出來以外，以上器官在演唱過程中基本不起什麼作用。這種在齊奏下進行的假聲演唱總是保持在同一個音節上，沒有強弱的變化，沒有大調與小調的區分；它徘徊在兩個音節之間；因此既缺乏我們大調那種華麗、雄壯或者活潑的特征，同時也沒有小調那種溫婉憂怨的情緒表現”。
“如果你擔心有個親戚會來跟你搶奪富有的叔父的遺產份額，不要擔心，你隻需把他在一個屋子裡關上二十四小時，在裡面讓中國藝術傢們不停地演奏公元前2252年偉大的伏羲皇帝（中國音樂之父）所創作的樂曲，我們可以向你保證，你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一份法律和醫學的聲明，上面會這樣寫道：由於你的親戚突然精神錯亂，因此不適合繼承遺產”。
在生活習俗方面，抽鴉片、賭博等當然都被這些文章的作者認為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惡習，且看以下評述。
關於抽鴉片：“盡管他們的缺點各有不同，但是對於鴉片的偏好，特別是對於吸食鴉片的喜愛，肯定是一種民族的特性”。
對於福州路上一傢鴉片煙館的情景，當時的記者有如下描述：
“的確，這裡吸食鴉片的景象可以為多雷（Doré）的畫作和但丁的詩歌提供絕好的素材。在整個這片區域中，那些不幸的人們都躺在那裡，到處彌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走進這一區域，草草地掃一眼這些人，你會發現其中有些人已經半截子入土瞭，他們面容枯槁，雙目無神，如行屍走肉一般，那是一幅上帝在地球上創造的最為尊貴的物種所能展現的最悲慘的景象。看看這些已經顯著變形的面龐，毫不例外地都像死人一樣全無血色，已經骨瘦如柴，可是還在吞雲吐霧。如果說看到男人們吸毒上癮是一件很令人覺得可恥的事情，那麼看到女性們深受其害則更加令人心痛。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厭惡的場景啊！那些通常還處於花季的女性們臉龐消瘦，雙目無神。這些人對他們的國傢以及整個世界而言都成為瞭廢物，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極端冷漠。”
至於賭博，有《文匯報》的記者甚至認為其危害更大於鴉片：
“折磨中國人的最大惡習並不是他們對罌粟的熱愛，而是對賭博必買推薦的迷戀”，“中國人武備的松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因於此，因為如果一個國傢的人們在一整年中都縱情歡樂，沉溺於不受法律制裁的賭博遊戲中，那麼他們就沒有時間或者意願來進行武裝訓練”。
“中國的法律在處理這個正吞噬著人們靈魂的惡習時顯得太過無力，即使把從馬爾瓦（Malwa）、巴特那（Patna）、貝拿勒司（Benares）進口的鴉片加在一起，它們對這個國傢的傷害也不會有如此巨大。”
在其他一些生活細節上，西方人同樣感到難以忍受，特別是所謂的噪音，在《中國噪音》一文中，作者詳細列出瞭他認為在上海租界內由中國人發出的各類噪音，其中包括“繁華地帶的手藝人在日夜工作時帶來的煩惱”，官員出巡時“震耳欲聾的鑼聲”，“在大路上拖運貨物的苦力”的號子聲，甚至包括經常在夏天會把他們從夢中驚醒的中國人的“溫和的”談話聲等等。
總體而言，在西方人看來，當時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老大帝國，要對它進行改造確實非常困難，阻力重重：
“當西方文明試圖對中國的社會制度產生影響時，它可能會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毫無疑問，現在大傢都知道，對我們來說要把那些我們習以為常，並被看作是祖先遺產的習俗、制度移植過來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更困難的是要能夠證明這些習俗可以對這個國傢的民眾生活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而中國又是這個世界上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國傢，它的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他們反抗所有“外國野蠻人”試圖改變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並加以改革的努力，認為這不過是一個“不可能的美夢”！中國人認為他們的習俗起源於比大洪水時代更早的時期，而這些習俗的韌性可能比其他亞洲國傢所擁有的古代習俗都要來得頑固。”
但是，他們也認為，上海的存在卻正可以為變革的進行提供一個實驗場所：
“在中國沒有一個口岸城市像上海這樣，可以提供一個在中國人社會中逐漸推行西方社會制度的機會，這可能會讓上海在社會變革運動中成為領先者。理由很明顯：這裡不僅是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首批立刻向外國人開放的口岸城市之一，而且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已經從中國一個不起眼的三流城市一躍成為瞭這個世界上最主要的商業中心之一，富可敵國，被看作是中國的“花園”城市。在這個港口城市中積聚的財富數量是巨大的；我們租界中上流社會的人物也都承認，這裡已經有瞭與他們的生活相合拍的奢華風尚，這是與財富伴隨而來的。”
而且，經過近數十年的經營，至1894年《概述》出版時，情形似乎正在發生一些改變，如克拉克當時所言創辦《文匯報》之初的願望似乎正在逐步實現：
“他們對我們這個族群有那麼一點兒興趣，會自鳴得意地看著我們的志願者們；當我們的鄉村樂隊奏出甜美的樂曲時，他們的臉上也會浮現出微笑，而不是輕蔑的表情，他們也想知道為什麼警官們會更喜歡巴松管，而不是一面銅鑼。他們用著我們的煤氣，感謝我們的供水，稱贊我們的電燈。”
易言之，在當特價時的上海，“即使是一個很淺薄的觀察傢，也可以發現中國人已經采納瞭我們的某些社會制度，這是很明顯的。雖然還很緩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中國的異教徒們正在駛入快速發展的道路，而從西方席卷而來的巨大的文明浪潮現在無疑正在影響著這個大帝國中被太陽照到的每一個角落”。“盡管已經發生的變化看起來如滄海一粟，但必須記住我們可以通過觀察蘆葦往哪個方向倒來預測風向”。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從這些文章的觀點來看，在當時西方人的心目中，經歷瞭明治維新的日本在社會發展程度上已經遠遠超越瞭中國。他們認為日本和那些發展停滯的鄰國相比，“明顯有著更高的智力水平和更強的進取心”，而“中國人在社會革新方面與日本人相距甚遠”。他們甚至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國傢，不僅已經在習慣瞭西方的衣著方式，而且在制度上也已經實現瞭所謂的“西方化”，而中國還距此甚遠。
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開埠已近50年，隨著西方器物與文化的輸入，上海的日常社會究竟發生瞭怎樣的變化，從這方面看，《素描》、《概要》所收文章可以說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給我們留下瞭珍貴的史料，閱讀這些文章，使我們對於西潮沖擊下的上海社會有瞭更真切的感知。
毫無疑問，當時的上海正在迅速成長為一個國際化的都市，無論是城市形象的改變、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西方技術、制度及文化的引進等等，無不說明瞭這一點。
但最後必須要指出的是，至少在19世紀80年代左右，絕大部分的西方人隻是把這裡看作為一個淘金地，即所謂“冒險傢的樂園”，但這些“冒險傢”對於中國文化與傳統往往是不屑一顧的，他們竭力在上海營造屬於自己的樂園，但對於他們所處的這個國傢和城市卻依然懵懂無知，正如一位作者所說：
“這裡的歐洲人對其身邊事物十分冷漠，一想到他們可以有很多渠道瞭解當地的日常生活，這樣的現象就令人感到非常奇怪。或者是因為來到這裡的歐洲人盡管充滿驚奇，但卻喪失瞭品味驚奇的能力，又或者對商業的追求吸引瞭他們所有的精力，使他們無法思考周邊發生的其他任何事情，除瞭貿易、股價和匯率的漲落、或者是在不同的公共服務部門升遷的前景。”
與此同時，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也不希望把他們在租界看到的更好的管理方式引入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城鎮。對於外國人來說，所有這些東西都非常好，然而中國人卻把他們看作過眼雲煙。在他們看來，這些玩意兒隻是心血來潮的幻象，譬如朝露，來去匆匆”。
因此，即使我們認為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已經在經濟上逐漸向國際化邁進，可供“帝國的富商闊少們在此尋歡作樂”，但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乃至西方人而言，這樣的國際化仍然是缺乏包融性的，中西方在文化、制度、生活習俗方面存在的諸多隔閡註定瞭近代上海乃至中國國際化道路的艱辛與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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